我的香港「第二課」

今天的題目是一個我一直不太想講的題目。自從寫了《香港第一課》之後，出版社也好，讀者也好，都問我甚麼時候要寫《香港第二課》，但是我一直不太想寫。所以今天我想先說明一下為什麼沒有寫「第二課」。

為什麼沒有「第二課」

這兒先說一說《香港第一課》的時代背景。《香港第一課》是2019年初開始寫的，之後反送中爆發，一時之間多了很多人關注香港的事情。書的內容本來在網上流傳，後來交給台灣的出版社出版。出版的時候我還特別的協議，說只給出版社繁體的版權，簡體的就讓它繼續免費地在網上傳播。所以這本書的背景是在2019年抗爭和2020年國安法之間這段時間出版的。

《香港第一課》花了很多篇幅講述香港一些看來沒有道理的事情，後面的制度和結構的原因。那在國安法訂立後，香港的制度和結構環境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例如選舉方法就改變了很多，很自然就會有問到是不是要寫「第二課」，補充這些改變。但我實在寫不出來，因為和很多香港人一樣，這幾年受到很大的創傷，經歷的改變太巨大了，不知如何說起。

就好像是我今天在東京飛地書店和大家做這個分享，就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我這次是拿台灣護照入境的，我已經是台灣人了，總統票投了，罷免也簽了兩遍，年底還要投市長票。你回到七年前和我說七年後我要以這樣的身份在一家東京的華文書店做分享，那完全是一件想像不到的事。

我們儘管回憶這七年是如何走過來的。首先是疫情，整個世界忽然凍結了。然後是47人案，香港幾乎所有的政治領袖在一個早上忽然全被抓了，當中很多是我的朋友，他們後來都坐牢了。再說我自己，《香港第一課》是我的教學筆記，那時候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有很多中國大陸的學生諗碩士，但是他們對香港一無所知，又如何做新聞呢？於是便有了這個公共事務課。然後我也不能再教這門課了；那次還是幸運的，他們還有給足夠的時間告訴我，讓我和學生好好的道別。後來我再教了一兩年的數據新聞，到這門課也被取消的時候我就沒那麼幸運了，學期完了他們才告訴我，我不知道我的最後一課原來是最後一課，這讓我有點婉惜。

我想分享一個例子。有位學術界的朋友，也是涉獵香港議題的，他離開香港後有幾年時間誰都不肯見。朋友們有時剛好到訪他所在的城市，想約他出來見見面，都沒有回音。到最近他終於重新活動了，他說那段日子他陷入巨大的自我懷疑，不想見人。我想說的是這幾年香港人經歷的創傷有多大。一方面是新的還在形成當中，另一方面是我們心靈上恐怕還沒準備好說清楚現在的香港是什麼的一回事。

所以這次談香港「第二課」，我想我可以做的是給一個回顧，從書的出版到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制度的變與不變

首先是有些在書中提到的事情，現在因為不再存在，無法再問了。

例如書中問了「為什麼香港會有這麼多民意調查？」，現在的香港已經沒有民意調查，這條問題也就被作廢了。以前的香港是個不健全的民主，立法機關的民意代表不能表達民意，所以有很多民意調查來補足我們對民意的理解。現在沒有民意調查了。這是十分可惜的。有些一系列的調查，例如身份認同的問覺得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的，問了三十年了，現在斷掉了，我們無法得知現在的香港人在想什麼了。

又例如書中問了「為什麼香港一天到晚都有示威遊行？」，現在的香港也沒有示威遊行了。現在你去申請示威遊行，警察會要求你保證沒有人觸犯國安，不止是你預期的參加者，還有中途忽然加入的人，那還有誰會做主辦單位呢？但我想更重要的問題是，任何的示威事件的最終目的都是要通過打破社會日常，製造注意力，從而對政權施加壓力。如果政權根本不介意壓力的話，那你再搞又有何意義呢？像是2019年那樣，推到最極致了，不可能再多了，如果也沒有效果的話，就算再搞示威遊行又可以有何期望呢？

還有一條問題是變得「不相干」的，就是「為什麼外國政府常常對香港問題說三道四？」，後面的問題是特區之所以為特區，不是你自己說了算，而是要國際社會承認的。北韓也說過要搞特區，沒有其他國家理會，也就搞不起來。外國政府評論香港，後面是香港需要國際社會承認香港的特殊性。現在也沒有了，美國的香港關係法已不再承認香港和中國有實際分別了。

說回來，書中一開始就問「為什麼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總是民望低落？」，這個問題不是變得不重要，而是沒有被正視。這個問題的後面是問正當性的問題。因為政府在民眾的眼中缺乏正當性，所以很多改革都做不了。中國大陸對香港問題一個很常見的解釋是房價貴，年輕人買不起房子，所以才有不滿；那為什麼房價貴呢，因為那些地產商、大家族的壟斷。問題是如果這是對的，那麼那些大家族的權力是誰給的？最後還不是回到香港的政治體制出了問題？但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於是今天的政府還是各種改革都推行不了，簡單得連垃圾收費都推行不了。

也有些事情是過去過幾年是明顯改變了。例如一開始說的選舉制度。書中提到行政長官選舉的部分，現在也改了。香港的行政長官是由選舉委員會選出的，而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一直受爭議。我也當過一屆選舉委員，2012到2017，代表高等教育界。香港8,000多個大學教授，選出30個代表，聯同其他加起來1,200人，再選出行政長官。許多選舉委員都是在中國大陸有生意往來的，不會選出中國政府不喜歡的人。我們高等教育界是例外，都是民主派。但現在選舉方法改變了，從大學教授投票，變成大學校長投票。很多其他界別，例如醫生、社工也是這樣。

同樣的改變也在民意代表的選舉中發生。立法會議員就是這樣。這兒說一下立法會選舉，剛才說沒有民意調查，我們不知道香港人在想什麼，但還是有一個數據點的，就是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2016年那一屆的投票率有58.3%，2020年那一屆被取消了，然後2021年的投票率只有30.2%。2025年高一點，有31.9%。但這後面有一點要注意，實際投訴的人數其實是少了，從135萬人跌到132萬人。

書中用了很多篇幅講立法會的制度如何鼓勵激進。現在的選舉方法改了，首先是沒有民主派參選，但同時候連親中的政治人物也出現內部問題。有些當選後言論比較高調的，之後也不得連任。在選舉之前，大家看到的是這些議員在爭取中國政府的垂青。

我想順道說一說區議會選舉。書中說到親中政團在區議會的壟斷。區議會分18區，以前是再分為小選區，每區17,000人左右，基本上3,000票就可以當選，而這是可以握手握回來的。17,000人在香港就是幾條街的事，你每個早上在街口和上班的人打招呼，然後去公園和老人們聊天，過節的時候送點小禮物，這些人際關係的經營都是中共的強項。但是到了2019年，區議會選舉變成了支持和反對運動的公投，投票率大幅上升，然後民主派大勝。可是政府怎麼樣呢？首先是拒絕和這些區議員合作，然後是民主派區議員在壓力下被迫辭職，沒有辭職的則大多被取消資格。然後選舉規則被改變，民主派不能參選了。

以上說了很多制度上的改變。你會發現一個共通點，就是香港許多的制度本來設計上就是對民主派不利的，然後他們花了很多時間慢慢學懂如何在這個不利的環境中勝出，之後這個制度就會再次被改變，週而復始，來來回回，直到最後就連參與都不可以了。

還有兩點我要補充的。第一點是一些我在書中沒有提及太多，結果改變巨大的。例如NGO這一塊，我沒有寫太多，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是因為香港的公民社會在傳統組織這一方面本來就不強，但我也沒有想過好像教協這樣的老牌組織也會被解散。另一個是傳媒，書中有提過香港人不喜歡TVB，但我也沒有想過蘋果日報也會有被迫結束的一天。

另一點要補充的是警察和抗爭的關係，我在書中有提到他們的相互作用，如何使得香港的抗爭走向極端。這點在2019年很明顯，但我在書中主要談的是2014年的佔領。我寫的時候對這個問題在2019年如何被推到極點還未想得夠深。

過去這幾年，我不時會遇到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他們都會這樣問：如果2019年的時候香港人沒有那麼激進，之後政府的反撲或者不會那麼大，現在的香港也許不會變得這樣徹底。我對2019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一直反覆思考，有時我會懷疑2019年是難以避免的，甚至是在2014年已決定了2019年的發生，只是以何種理由爆發而已，它的社會基礎早就存在，不是一個偶然，後面是香港過去自由專制的破局。李立峯教授早陣子出版了一本書，討論香港從2014到2019這五年間發生的事，如何把社會導向2019的抗爭，我很推薦大家看。

2019年的時候曾經流傳過一個說法，就是林鄭月娥說政府「除了三萬警察之外一無所有」。這句說話赤裸裸地說明了我們在社會學上常常說到的一個概念：什麼是政府？政府就是在特定範內壟斷暴力的機構。當然在比較好的情況下，人們會自願服從，也就回到正當性的問題。當你拿走了這個正當性，剩下來就只有政權的暴力了。所以2019年出現了這樣的一個怪圈，市民要求追究警暴，否則政府就沒有正當性；然而政府因為沒有正當性，只能依賴警察，於是警暴得不到追究。

而這後面還有一個更大的暴力：如果香港政府連三萬警察的效忠也失去，那下一步不是倒台，而是解放軍接管了。中國政府是不可能容許香港的反抗成功，原因不在香港本身，而是如果香港成功了，接下來就要面對中國民眾同樣的訴求。而這點又扣連到中國本身在2013年以來的大幅改變。

所以說來說去，香港從頭到尾都要面對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一個專制國家有沒有可能做到分權。這條問題不是我提出的，而是香港的政治學者在20年前就已經提出了。馬嶽教授就問過這個問題：你如何可以說服香港人，對香港的保障就是中國政府自己會知道什麼時候不應該插手？

說到這兒，我就可以說一說書中有兩處我現在回頭看是想錯了的內容。第一點是關於立法會的，我以為給立法會多一點權力就可以解決香港的政治混亂；第二點是關於區議會的，我以為區議會的問題在於市民參與度不足。這兩點都是我想錯了，因為這兩點都要先建基於分權的實踐。

香港人的變與不變

說了一大堆，好像香港很沒有希望的樣子。我不想大家今天帶著這樣的印象離開，因為還有很多香港人在努力當中。

首先，香港人還是很愛香港。剛才說了香港已沒有民意調查了，但我們還是能看出一點端倪。過去過幾年香港的出版界出現了一場香港情懷的大爆發，許多關於建築、生活文化、城市散步的書出版。我的解讀是香港人需要一個安全的方法去繼續說「我愛香港」。在「香港加油」也變得敏感的今天，不說「我愛香港」，那「我愛九龍」總可以吧？就是這樣，牽起了一場地方書寫的熱潮。

這讓我想起一個說法，就是前蘇聯年代的笑話是特別好笑的。因為言論有限制，於是人們發明了各種暗語來說話。這點在電影創作就很明顯。這幾年出現了很多我稱之為「後2019電影」的創作，都是要回答香港人這幾年的特殊心理狀態的。例如黃子華近幾年就每年都有一齣千萬票房的電影，都有很明顯的主題。2022年那齣叫《飯戲攻心》，主題是一家三兄弟，大哥很想守住能齊齊整整地吃飯；這件普通的事情在後2019的香港可是無比困難。然後電影結局是說不用刻意守住一個地方，家人在哪兒，哪兒就是家；結尾還要加一句：「走出去，去遠一點」，不就是回應當時香港的移民潮嗎？之後2023年的《毒舌大狀》談公義和良知；2024年的《破·地獄》談死亡與告別，都是對香港現況的隱喻。來到2025年的《夜王》就更明顯了，以香港紙醉金迷年代的沒落為電影的背景。

正正因為很多東西都變成了暗語，所以我們現在很需要香港研究，把這些不是那麼明顯的事情說出來。又例如《香港第一課》提過的後物質主義走向，最新的研究說現在的香港人反過來了，更重視經濟議題。那是不是代表香港人不再關心價值問題呢？不是。研究者發現更準確的說法是許多香港人發現價值觀的事情已不能再追求了，唯有轉為關心物質生活。

過去這幾年我們還見到數十萬的香港人離開香港，於是又出現了離散港人社群的研究。還有離港和留港之間的矛盾，還有對極右政治的盲目崇拜，這些都是新出現的題目。如果要有「第二課」的話，這些都是需要被書寫的。

所以我們現在很需要扎實的香港研究。《香港第一課》是基於前人對香港的研究，我只是把他們的貢獻綜合起來。現在香港改變了，我也說不清現在是什麼模樣，我期待有新的研究為我們引路。當然，現在的研究環境比以前不同了，因為安全考量，很多社會活動都走向地下化，要研究他們變得不容易，要書寫他們也有各種倫理的問題要思考。

最後說一說我這個香港人所經歷的改變。

《香港第一課》賣了5000多本。簡體版網上免費下載，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有一個觀察可以分享的，就是我看見豆瓣上面有人留言談《香港第一課》。當然這本書本身是不能上豆瓣的，於是便有中國網民借用了另一本叫《香港第一》的書，在下面留言支持《香港第一課》。

《香港第一課》本來是寫給中國大陸的讀者的，卻把我介紹了給台灣社會，為我開啟了很多道門。我現在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我們在建立一個香港研究的資料庫。很多關於香港的檔案都在當中消失，例如選舉公告，以前在政府網站上都有的，現在都下架了，我們就在民間收集回來，希望留給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利用。只要香港的研究繼續有人做下去，香港的故事就可以繼續寫下去。